西安商务办工家具沙发厂西安商务办工座椅的采购-图书室馆 床 箱 位 火车动汽车站 台 间 商务办工室 城 桌上       我见过诗人很不“像”他的诗，更常见到小说家不“像”他的小说，却从未见过有散文家不像他的散文的。所以张中行就像张中行，余秋雨就像余秋雨，龙应台就像龙应台；舒国治，他的人就走在他自己的文字里，闲散淡泊，品味独具。舒国治生于台北，曾有七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然而他究竟如何从叛逆少年顺利成长为不上班的“晃荡中年”，又如何在如此晃晃悠悠的状态里旅行、写作、养活自己、享受人生？今日特意挑选了舒国治的书籍《理想的下午》中的一篇文章，叫做《我是如何步入旅行或写作什么的》，在这个春假后的第一天，希望带给还没有上班精神的你（和我），一点点心里隐秘的寄托吧。我原来不是想去旅行什么的，是我大半生没在工作岗位上，于是东跑西荡，弄得像都在路上，也就好像便如同是什么旅行了。我那时（年轻时）晚上不肯睡；晚上，多好的一个词，有好多事可以做，有好多音乐可以听，好多电影可以看，好多书可以读，好多朋友可以聊天辩论，有好多梦可以编织，于是晚上不愿说睡就睡。因为六七十年代台湾的“上班”面貌，老实说，很荒谬；且看那年代的电影中凡有拍上班的，皆不知怎么拍，也拍不像。何也？乃没人上得班也。当然也就没有人会演上班。及于此，你知道台湾那时是多好的一块天堂，是水泥沥青建物下的大溪地；人散散漫漫，荡来荡去，是很可以的。荡进了办公室，说是上班，也是可以的。至于上出什么样的班来，那就别管了。所以我呢，打一开始也不大有上班的观念。后来，终于要上班了，也坐进办公室了，我发现，不知道干什么事好。再观看别人好像也没什么不得了的公在办。便这么，像是把人悬在办公室里等着去学会如何上班。正因为这样，你开始注意到台湾的办公室空气不够（还说成是“中央空调”云云）、屋顶太矮、地方太挤（大伙儿相距极紧极近，每个人能有自己思想的空间吗？）。倒不是原则上的不想上班，是还不想在那个时候上班。心想，过些日子才去开始上班。只是这过些日子，一过便过了好多好多年。另就是，心目中的上班，如同是允诺每天奔赴做同一件事。这如何能贸然答应呢？我希望每天睁开眼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与另外三个兴致高昂的搭子一同对着桌子鏖战方城来痛痛快快地不睡觉把这个（或两三个）空洞夜晚熬掉，便也都满心地去。另者，不愿贸然投身上班，有不少在于原先有十多年的学校之投身，甚感拘锁，这下才刚脱缰，焉能立刻又归营呢？当然，每天一起床就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看起来应该是最快乐的了；然愈做往往会愈窄，最后愈来愈归结到一二项目上，便也像是不怎么特别好玩了，甚而倒有点像上班了。人们说武侠作家很多原先是迷读武侠小说者，废寝忘食，后来逐而渐之，索性自己下手来写。喜欢唱戏的，愈唱愈迷，在机关批公文也自顾自哼着，上厕所也晃着脑袋伴随噼里啪啦屁屎声还哼着，终至不能不从票友而弄到了下海。每天一起床，其实并没弃赴自己最想做之事，只是不去做不想做的事罢了。就像一起床并不就立刻想去刷牙洗脸一样。若不为了与世相对，断不愿刷牙洗脸也。因为懒，太多事皆没想到去弄。譬似看报，我从没有看报的习惯（当然更不可能一早去信箱取报纸便视为晨起之至乐）。不但不每日看，也不几个月或几年看一回。倘今天心血来潮看了，便看了。没看，断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漏之憾。有时，突然想査一些旧事了，到图书馆找出几十年前的旧报纸看竟是埋头不起，八小时十小时霎间飞过。这倒像是看书了。但不想每天时候到了便去摸取报纸的真正理由，我多年后慢慢想来，或许是我硬是不乐意被这小小一事（即使其中有“好奇”的廉价因素）打坏了我那原本最空空荡荡的无边自由。七十年代，我所谓的最丑陋的年代，几乎我可以看到的世相，皆令我感到嫌恶，人只好借由创作去将之在内心中得到一袭美化。欲满获想要创作的某种感觉，连白天也想弄成黑夜。太光亮，不知怎么，硬是教人比较无法将感觉沉沦至深处、沉沦至呼之欲出。及于写作，于我不惟是逃避，并且也是我原所阅读过的小说、散文等并不能打动我。他们所写的，皆非我亟想进入之世界；他们所写的，亦非我这台湾生长的孩子自五十年代看至七十年代所累蕴心中的悲与苦、乐与趣等等堪可相与映照终至醒人魂魄动人肺腑者。终于我只能自己去创想另一片世界。这如同人们盛言的风景，你发现根本不合你要，你只好继续飘荡，去找取可以入你眼的景色。我一生在这种情况下流浪。直到几年前，我都始终还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作家”。看官这一刻突然听我如此说，或觉诧异，然真是如此。主要我年轻时并没以作家为职志。虽我也偶写点东西。再就是，写得太少，称作家原就丢人，何必呢？最主要的，其实是自己心底深处隐隐觉得：倘人够屌，是作家不是作家压根不重要。便这最后一项，直到今天我仍这么认为。尤其是活得好、活得有风格，做什么人都好。是作家亦好，不是作家也一样好。乃在人不该找一个依仗，不管是依仗名衔（如教授，如部长， 如总经理，如作家，如某人的小孩)，抑是仰仗资产（如八千万、一亿，如几万亩地，如身上的珠光配饰），皆是无谓事，并且益发透露其自信之不够。怎么说呢，譬如今日睡得极饱，至中午醒来，至夜阑人静时，所有的地方皆已打烊，全市已无处可去，我也赶最后一班公车回到了家里，这时候呢，良夜才始，人犹不感困，又有一腔的意念想发，于是东摸摸西摸摸终弄到索性在纸上写一点什么，写着写着便终于成为写东西了。另就是，七十年代是最好的聊天的年代。因有聊不完的话题，有聊不完的电影与创作观念，还有多之又多、毫不感腻的各方朋友，便此造成台北竟是一块几乎算是最能激励创作的小小天堂了，至少我的创作与聊天甚有关系。我愈是在最后一班公车前聊天聊至热烈，愈是会在回家后特别有提笔写些什么之冲动。譬似那是适才汹涌狂论之延续。人和人能讲上话，并且讲得很富变化、很充满题材，这是多美的事。有的人一辈子不聊天，他的情思如何宣吐？有的人只爱听，不发表自己言论。亦有人抢着讲，不听别人说；这是较怪的，或许称得上是过度幽闭下的精神官能症。有时蓦然回头看自己前面三十年，日子究竟是怎么过过来的，竟自不敢相信；我几乎可以算是以赌徒的方式来搏一搏我的人生的。我赌，只下一注，我就是要这样地来过——‍睡。睡过头。不上不爱上的班。不赚不能或不乐意赚的钱。每天挨着混——看看可不可以勉强活得下来。‍那时年轻，心想，若能自由自在，那该多好，即使有时饿上几顿饭，睡觉只能睡火车站，也认了。如今五十岁也过了，这几十年中，竟然还都能睡在房子里，没睡过一天公园，也不曾饿过饭，看来可以赌得过关了，看来我对人生的赌注下在胡意混自己想弄的而不下在社会说该从事的，有可能是下对了。虽然下对或下错，我其实也不在乎。行笔至此，怎么有点沾沾自喜的骄傲味道。切切不可，忌之戒之。倒是可供年轻人有意坚持做自己原意必做之事的浅陋参考也。有人或谓，当然啊，你有才气，于是敢如此只是埋头写作，不顾赚钱云云。然我要说，非也。我那时哪可能有这种“胆识”？我靠的不是才气，我靠的是任性，是糊涂。但我并不自觉，那时年轻，只是莽撞地要这样，一弄弄了二三十年。只能说，当时想要拥有的东西，比别人要缥缈些罢了。好比说，有些人想早些把房子置买起来，有些人想早些把学位弄到，有些人想早些在公司或机关把自己的位置安顿好。而我想的，当年，即使今日，全不是这些。十多年前，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他说，“有没有想过，倘有一个公司愿请你担当某个重任，如总经理什么的，年薪六百万之类，但必须全心投入，你会去吗？”我说：“这样的收入，天价一般高，我一辈子也不敢梦见，实在太可能打动我了，但我不会去。为什么？这工作做了十年，不过六千万，六千万在台湾，买房子还买不到像样的；若是不买房子，根本用不了那么大的钱，六千万若拿来花用，享受还只是劣质的。更主要的，我会想，我的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这十年，是一生中最宝贵、最要好好抓住的十年，我怎么会轻易就让几千万给交换掉呢？”时光飞逝，转眼又是十年。我今天想：我的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的这十年，因更衰老了，更是一生中最宝贵、最要好好抓住的十年，更不会做任何的换钱之举了。钱，是最令人苦乐系之悲欢系之的东西，我这么穷，照说最不敢像前述的那么大言不惭，也非我看得开看得透，这跟不洗澡一样，你只要穷惯了脏惯了，井一径将那份糊涂留着，便也皆过得日子了。我常说我银行存款常只有一千多元，这时我注意到了，接着两三天会愈来愈逼近零了，然总是不久钱又进来了。我总是自我解嘲，谓：“人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钱急着先弄进自己的户头里？为什么不能让他人先替你保管那些钱？”倒像是某首蓝调的歌名所言：I love the life I live, I live the life I love. （我爱我过的生活，我过我爱的生活。）如今，已太少人任性了。不任性的人，怎么能维持健康的精神状态？他随时都在妥协、随时在抑制自己，其不快或隐忍究竟能支撑多久？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会时间到了叫吃饭就吃饭、叫洗澡就洗澡，完全不倾听自己的灵魂深处叫唤。不会睡觉睡到没自然足够便爬起来。睡眠是任性的最佳表现，人必须知道任性的重要。岂不闻日谚：“愈是恶人，睡得愈甜。”